繼承律師：跨國推諉的贍養 “真空”

在上海，趙老爺子和老伴育有兩子一女，子女成年后都出國留學，隨后在國外定居工作。老兩口體諒子女打拼不易，從未過多要求贍養，靠著微薄退休金生活。趙老爺子突發中風后，生活不能自理，老伴身體也每況愈下，照顧起來力不從心。他們多次聯系遠在國外的兒女，希望能得到經濟上的支援，或是有人能回國照料一段時間，結果卻總是被各種借口推脫，兒女只是偶爾寄些保健品回來，實質性幫助寥寥無幾。

幾年后，趙老爺子離世，留下一套老宅。這時，久未露面的兒女紛紛回國，要求按照法定繼承分割遺產。一直照顧老人的親戚看不下去，向法院出示證據：多年來與子女的通話記錄，老人聲淚俱下地訴說艱難，子女卻無動于衷；社區開具的證明，顯示老兩口獨自就醫、艱難生活的狀況；還有日常開銷的賬單，全靠退休金苦苦支撐。法院審理認為，子女長期對父母缺乏基本贍養行為，屬于遺棄被繼承人，情節嚴重，最終判決三人喪失繼承權，老宅由一直照顧老人的親屬獲得部分補償后，收歸國有。

當兒女在國外不贍養父母，卻還妄圖爭奪遺產時，情況較為復雜，需要從法律和道德多層面去考量應對：

法律層面

贍養義務與繼承權關聯：在我國法律體系下，贍養父母是子女的法定義務。《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》第一千一百二十五條明確規定，繼承人有遺棄被繼承人，或者虐待被繼承人情節嚴重的行為，喪失繼承權。如果能證明子女長期在國外，對身處國內、生活困難或需要照料的父母全然不管不顧，沒有盡到基本的經濟供養、生活照料、精神慰藉等贍養責任，情節嚴重時，其他繼承人可向法院主張其喪失繼承權。例如，父母生病住院急需費用，多次聯系國外子女均被無視，導致病情延誤，此類情況就很可能被認定為遺棄。

舉證責任：想要主張國外子女喪失繼承權，國內的父母或其他繼承人需承擔舉證責任。要收集諸如與國外子女的溝通記錄，像微信、郵件里提及贍養問題但被拒絕的內容；醫院的就診記錄、繳費單據，顯示父母獨自就醫艱難；鄰居、親戚目睹老人無人照料的證人證言等，形成完整且有說服力的證據鏈，證明國外子女未盡贍養之責。

遺囑安排：如果父母意識清醒且有自主行為能力，完全可以立下合法有效的遺囑，明確排除不贍養子女的繼承份額，將財產指定給盡孝的子女、親屬或者捐贈公益機構。遺囑需嚴格遵循法定形式，自書遺囑要親筆書寫、簽名并注明日期；代書遺囑需有兩個以上見證人在場見證等，以此確保自身遺產分配意愿得以落實。

道德層面

輿論壓力：雖然法律是底線保障，但社會輿論也不容小覷。不贍養父母的行為違背公序良俗，一旦家族內部知曉、鄰里傳開，甚至經社交媒體發酵，國外子女會承受巨大的輿論譴責。這種來自社會的道德評判，有時也能促使他們反思自己的不當行為，放棄不合理的遺產爭奪訴求。

家族調解：家族長輩、德高望重的親戚出面調解，利用親情紐帶和傳統家族觀念，跟國外子女講清利害關系，勸誡他們即便從做人最基本的孝道出發，也不應漠視父母贍養，還覬覦遺產，爭取內部化解矛盾，避免對簿公堂，維系家族關系的最后一絲溫情。

從法律角度來看，上海趙老爺子這一遺產爭奪案例涉及多個關鍵法律要點：

贍養義務的法定性：我國《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》規定，贍養父母是子女的法定義務 。該案例中，趙老爺子夫婦年老體弱，生活陷入困境，中風、疾病纏身之際極度需要照料與經濟支持，遠在國外的子女卻僅用借口推諉，僅偶爾寄些保健品，未履行實質贍養責任。這種消極不作為違背了法律對子女贍養義務的強制要求，是后續一系列法律判定的基礎事實。

繼承權喪失情形的適用：依據《民法典》第一千一百二十五條，繼承人存在遺棄被繼承人，或者虐待被繼承人情節嚴重的行為，喪失繼承權。趙老爺子子女明知父母生活艱難，對多次請求援助置若罔聞，致使父母只能依靠微薄退休金和鄰居、親戚救濟度日，病情也因無人照料、費用短缺而延誤，已構成遺棄情節。法院認定其喪失繼承權，正是精準適用該法條，嚴格遵循法律邏輯，保障遺產分配公正。

舉證責任的履行：國內親屬主張國外子女喪失繼承權，必須承擔舉證責任。在此案里，他們收集的證據十分關鍵且豐富：與子女的通話記錄，直觀展現出老人求助時子女的冷漠；社區證明從第三方中立視角，說明老兩口獨自就醫、艱難維持生活的狀況；日常開銷賬單則量化反映經濟窘迫，輔助證明子女未給予經濟供養。這些證據相互印證，形成完整閉環，說服法庭認定子女未盡贍養之責，滿足法律上舉證要求，推動審判公正裁決。

遺囑的作用及影響：雖然案例未提及遺囑相關事宜，但從法律角度延伸，遺囑是被繼承人分配遺產的自主意愿體現。若趙老爺子夫婦生前意識清醒時立下遺囑，明確排除不贍養子女的繼承份額，指定照顧自己的親屬繼承，只要遺囑符合法定形式，如自書遺囑親筆書寫、簽名、注明年月日，或代書遺囑滿足見證人數等條件，后續的遺產分配就能更貼合老人遺愿，減少不必要糾紛，凸顯遺囑在遺產繼承法律程序中的重要性。